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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曾经翻译了整个世界的人,世界文学翻译

   日期:2020-03-09     浏览:296    
核心提示:翻译这项技术有这长远的历史,欧洲文明起源于欧洲,当时最强大的罗马帝国以及今天的欧洲共同市场,都要靠翻译进行国际贸易。中古
 翻译这项技术有这长远的历史,欧洲文明起源于欧洲,当时最强大的罗马帝国以及今天的欧洲共同市场,都要靠翻译进行国际贸易。中古的翻译历史有史料记载的最早要从史前三皇五帝时代算起了。在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。翻译让我们了解了世界,文学翻译让我们了解了别的文明,世界的文化。下面由传实翻译为您分享:

第一次始于东汉至唐宋时期,佛经翻译盛行。第二次高潮直至明末清初,欧洲的一批耶酥会士相继来华进行翻译活动,主要以传教为宗旨,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。第三次高潮当属鸦片战争至“五四运动”期间的西方思想和文学翻译。而翻译界的“信达雅”也是在第三次翻译高潮中被提出的。

纵观中国翻译的历史,从“善译”,到“信、达、雅”,再到“宁信而不顺”等种种理论上的进化和争议。在此种学术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民国翻译家,多数已经谢世,那个以“强国”为翻译宗旨的时代渐行渐远。这些从古至今为我们翻译“世界”,把不同文化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翻译家是功不可没的,下面介绍几位近代的翻译家,与我辈翻译人员共勉。

罗念生为我们复活了古希腊神话。

1933年,罗念生登船横渡大西洋,来到希腊,进入雅典美国古典学院,修读了雅典城志、古希腊建筑、古希腊雕刻、古希腊戏剧四门课程,成了第一位到希腊留学的中国人。他的足迹踏遍了希腊半岛的南北东西,游历了爱琴海上的大小岛屿。爱琴海上明蓝的天空,雅典城上环绕的紫色云冠,希腊人民的好客情谊,尤其是古代希腊留传下来的文化光华……都铭记在他的心中。

古希腊语是世界上难度仅次于印度梵文的一种语言。在古希腊语中,一个正规动词的变化就有四五百种。因此,学习古希腊语,只能靠死记硬背,没有语法,有时还要通过语句的头尾来判断是什么意思。而罗念生却默默坚持了六十多个年头。抗战时期,在四川乡下昏暗的油灯下,随时有飞机轰炸、到处躲警报、生活没有保障的日子里,甚至有时连一张必需的书桌都没有,罗念生却从未放弃对古希腊文学的研究,翻译了大批古希腊戏剧作品,出版了《希腊漫话》、《芙蓉城》等散文集,以及古希腊悲剧《特洛亚妇人》等文学翻译作品。

杨宪益译介中国中西合璧将中国名著展现给世界

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牛津入学考试。他在牛津的师兄钱钟书则认为,杨宪益是当时在牛津为数不多的十几个中国人中,“唯一还可以谈一谈的”。24岁时,他一口气把《离骚》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。之后的成就更不必说。杨宪益是把《史记》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;他翻译的《鲁迅选集》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;与夫人合作翻译的三卷本《红楼梦》,和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(译名《石头记》)一并,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《红楼梦》译本……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,从先秦散文到现当代作品,杨宪益夫妇联袂翻译了共百余种作品近千万字,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。杨宪益著有自传《漏船载酒忆当年》,中文本于2001年出版。杨宪益在翻译上的最大成就,就是和夫人一起,翻译出了《红楼梦》。上文所述的翻译家都是外文翻译成中文,而杨宪益的成就,则是将中文向国际输出。他选择了《红楼梦》,这本被很多人看做“不可译”的小说。总的来讲,杨宪益的翻译风格是充分还原原文中的信息,最大程度忠实于原文。对于《红楼梦》中的很多双关语,杨宪益采取了直译,然后注释的方法。如对“王仁”这个人名的翻译,中文读者知道它代表“忘仁”。杨宪益译作:WangRen (forgetting humanity),而霍克斯则仅仅翻成Wang Ren。对于书名的处理,杨译本直译为"A Dream of Red Mansions",霍译本为"The Story of the Stone",前者原汁原味,后者避开了西方人不易理解的“红楼”的意象,换为“石头”,是一种妥协。 时至今日,杨宪益和戴乃迭的《红楼梦》译本,仍是西方学者了解该书最重要的译本。

傅雷法语没有他,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

历史上受莫名其妙的指责的人不知有多少。连伽利略、服尔德、巴尔扎克辈都不免,何况区区我辈!……老话说得好,是非自有公论,日子久了自然会黑白分明。

提到中国近现代翻译史或者民国的翻译家,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就是傅雷。稍微年轻一点的读者,知道傅雷多半是通过《傅雷家书》,这部感动了数百万中国人的书信集其实和翻译没多大关系。 说到傅雷的翻译成就,作为法文翻译的巨人,他一生共翻译了33部共600万字的作品,他让中国人认识了罗曼罗兰、伏尔泰、杜哈曼、梅里美等人物。人们说,“没有他,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。”傅雷不仅是个“文艺家、翻译家”,更是个“政治家,知识分子和心理学家”。 很显然,翻译不是简单对语言的转化,必须表明文化立场、文化的视野和对文化的追求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,傅雷是难以逾越的,翻译不仅是简单的文字转换,它作用于文学,作用于文化的意义不可忽略。翻译是打开外面的世界,通过文化交流,丰富自身世界的一种渠道。

当代翻译家罗国林在谈到傅雷时讲过这样一段话:“我认为他最好、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,当然是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,因为这本书先出了中译本之后又出了修改本,应该是他最好的作品了。 从书的内容看,他翻译讲究的神似而不是形似,虽然傅雷关于翻译的理论不多,但‘重神似而非形似’是他最核心的观点,因此,从这个角度来说,我认为傅译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真正做到了这点,可以说是傅雷最好的作品。”翻译家许钧也认为,“傅雷的译文不仅译出了作品的文字,还译出了作品的生命。”

不论是“善译”、到“信、达、雅”还是“宁信而不顺”,翻译的责任重大,大到文学名著,小到证件翻译,翻译所做的工作不是表面那样,翻译是一种国与国之间一种语言的交流,一种文化的结合。

‘翻译就像是拉家常,一手拉着作者,一手拉着读者,帮助双方进行交流。’有了无数优秀的翻译前辈的帮忙,烟台传实翻译公司会更加努力的做好文学翻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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